张婉雯与真诚──谈《微尘记》

2020-07-08 20:13:37编辑:

访问:何杏园、李昭骏、谭颖诗
整理:何杏园

自从张婉雯参与动物权益运动后,我们谈到她都几乎是先想动物,忘了她未曾停止过写作,在最活跃于为流浪动物争取权益的那段时间,得到了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。张氏上一本小说集《甜蜜蜜》在2004年出版,今年,出版第二本小说集《微尘记》,彷彿终于记起小说里那些微小、平白、日常得如你和我的人物,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。谈到写作和社会运动,张婉雯多次强调要有「真诚」的态度。在「真诚」几乎变成笑话和将要失效的城市里,身为作家,还如何持守这种态度?

不愿负责任的伪善者

张婉雯笔下的人物背景变化相当複杂,纵使她自己会以「小人物」来概括他们,但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物的身份包括知识分子、街市开档的老人、蓝血精英等等,便知道她对社会上不同的身份的观察之细微。

张氏的小说不只一次出现教会的代表,例如牧师、传道人、修女,但在他们口中出来的信仰都非常浮泛,教义变成一句又一句的口号,「他们会去关心人,但大概没有想到,自己只为了自说自话,或达到一些目的,而从来没有真正关心别人。我也是一个基督徒,但我已经很久没有上教会了。离开教会后我反而感到更快乐。在我看来,很多中产教徒都是为了逃避思考或生活上某些问题,希望得到一套规矩,一些生活的指引,才选择回到教会。」小说没有站于道德高地,用力地鞭鞑、批判,因为她认为这些并不是坏人,他们绝对没有作恶,她着意呈现这种悲哀,「他们原应为自己的生活负上很大的责任,但最后选择利用宗教来逃避,这是就没有真诚地面对自己,是伪善。」

另一种被张氏形容为「伪善」的族群,是一些小说内的「精神贵族」,例如〈玫瑰诔〉中的女性角色。谈到这些「精神贵族」时,我们都谈得特别起劲,大概是我们都对这些从名校出身,有学识、有能力,而且懂得不少精緻的生活情趣的人充满好奇。「他们都是社会上的精英,有好的品味,但遇到问题,便凭着本身的能力和制度的优势,抢先离开这个地方。」在张婉雯眼中,他们工作的能力很高,但自省能力远远不足:「他们也没有做坏事,只是不愿为这个地方负上更沉重的责任,是自私的精英,这不是坏心肠,但也是一种伪善。」从另一方面看,这类人所代表的良好品味和生活情趣,亦随之离开这个地方,这也是张氏觉得惋惜的。

走出安全网的勇气

在这十多年间,香港经历了一次比一次激烈变化,成长于八、九十年代回归以前的张婉雯,自言年前的佔领运动令她对社会,和一直参与的社会运动,有全新的看法:「坦白说,佔领运动确实令中年人如我醒觉。从前一直参与动保运动,都不过是在安全网内,以『抗议』等安全的手段表达意见,经历过佔领后,说实在的,这种手段已经再难找到突破。」

《微尘记》开首的三篇短篇小说,都是以佔领为背景,但都不是以情绪主导,少了同情和激愤,反而是退得较后,多了自省。「那都是在运动完结、冷静下来以后,才写出来的作品。纯粹记录事件的角色已经有很多人担当过了,也一定做得比我好,反而能够关注事件中不同的人的反应和心态,这才是小说应该做的,并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。」

〈拘捕〉的主角是一名哲学教授,在佔领现场,他将要被警察拘捕,在被捕前,向执法者说:「是我过往的沉默赋予你们这种权力。因此,现在我愿意接受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,被你们拘捕,以作为制裁。」这是他的自省,也是向学生的忏悔。从文本的提示看来,主角的年纪和背景与张婉雯相近,问到这是否也暗示作为中生代的悔咎感,她一脸坦然地说:「我在大学里教书,面对年青人,确实有点歉疚。我这代人在香港最光辉的年代成长,不需面对很多困难或竞争,享受了因幸运所带来的好处后,有同代人会指骂现在的年青人为『废青』,但完全没有考虑两代人之间的先天条件已极不相同,这是毫不合理的评价。所以我对待学生会相对宽容,他们其实需要体谅和希望。」

张婉雯与真诚──谈《微尘记》

坦诚面对自己才是出路

〈拘捕〉和〈陌路〉的第一个预设读者是作家自己。「主角要面对的是自己,我也是首先写给自己看。」〈陌路〉里的太太在走出来抗争时,希望得到别人认同,行动的目的有部分已变得自我中心和想满足虚荣心。「这有点自我投射,当我参与社运时,少不免有时会有这种心态,每个人也有不真诚的时刻,但我认为必须要向自己坦白,只有坦诚面对自己,才是出路。」

看张婉雯的小说会看到她对社会的一种无力感,她坦承自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,那些「理想」是永远无法达到的概念,她只能在小说中坦白自己这一面。张氏拿自己喜欢的作家鲁迅和陈映真来说明这种无力感的矛盾:「他们的生命有无力感很强的一面,但他们会透过积极的行为,去克服生命深处的无力感,这种矛盾也贯穿了他们的一生,也构成他们的文学面貌。」

我们会好奇张氏作为一个参与社会运动多年的人,会否想过用文学代其他弱势发声,或把文学作为社会抗争手段的一部分?她马上否定这种想法:「要是文学也要变成抗争的手段,我想我会无路可走了,文学反而更像一个疗程,用来治疗心中的无力感。」文学不是抗争的手段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「文学永远都在边缘发挥作用,它最大的能力是提出问题,而绝非提供答案,答案要自行寻找。当文学作为抗争手段时,我觉得已简化了文学本身。现时的社会倾向把问题过分简化,往往非黑即白,忽略了灰色和浑沌才是最大和最真实的部分,文学就是要反映这些灰色地带,只是大家都不愿面对这些真实。我写小说的方向就是在反映这种浑沌和灰色。」

当上面提到以往的抗争方式再难突破,而文学也不能作为手段时,张婉雯提出要后退,从领导者的角色退下来,回到社区和群众中,真诚地去关心和了解每个个体的想法:「要改变社会,我不相信革命,因为革命只会成就另一班独裁者上台,到社区培养实力,面对面的接触,把自己的理想、提议逐一教导和解释,才能提高公民质素,令原本倾向盲从的能提出自己的意见。」当一个人被群体所代表时,其个人独特的背景便会消隐,就像〈明叔的一天〉中的明叔,他可以是千千万万个盲从建制的老伯的一分子,外人就只能看到他选择了哪种生活的方式,忽略构成他这个个体的理由。但文学所要关心的,是明叔作为一个个体,属于他自己的背景和困难,而非一种群体或概念的形象,「对个体没有尊重没有关怀,是不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来的。」

把主体性还给动物

在写作和社会抗争的路上,动物议题一直是张婉雯关注的重点,问到她在书写动物的时候以甚幺心态和策略呈现牠们,她强调:「我会让动物在我的小说中若无其事地出现,我不要牠们成为他者。只要把牠们视作日常生日的一部分,便不须用甚幺特别的态度看待牝们。人类不须特别待牠们好或不好,只须在有需要时互相关心,平日不要过度介入,最好是还原牠们原有的生活方式。」

〈杀死一头野猪〉里的野猪,似乎不及主角阿稔的少数族裔身份受注目,黎海华在分析评价这篇文章时,最大的篇幅都用于讨论阿稔的形象,和野猪如何作为一个隐喻,呼应阿稔患有精神病的父亲的状况。张婉雯的用意明显不是要把动物作为隐喻去写,这不是能够还原动物主体性的写法,「我也会担心读者在读的时候,会忽略野猪这个个体,但后来黎海华告诉我,在读过我这篇小说后,她比平日更留心城市内野猪的新闻,渐渐明白到我写的不是一个喻体。我想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。」

张氏在评价动物小说时与她写人物的想法非常类似,她认为好的动物小说要令动物有主体性,还原牠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性,而非作为「群体」或「物种」出现,并且要有互相尊重的表现,「我不是要去写『动物小说』。就算以『保育』的角度去写,也是一种把动物视作『群体』的思维方式。我不像内地动物小说作家黑鹤等人,我根本没有他们的深厚体验,这是我们生活在城市的局限,我必须坦白承认。」

* 转载自《字花》第65期(2017年1月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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